《社评》“劳工社会学”专题（一）| 沈原：劳工社会学三十年

来源 |《社会学评论》Vol. 8 No.5, Sep. 2020

作者 |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梳理中国劳工社会学三十年来的发展线索。20世纪最后十年为劳工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段，此时恢复重建不久的中国社会学开始探讨劳工问题，但却存在误用理论之嫌。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为发展的第二个时段，社会学开始将劳工研究归入劳工社会学理论框架之下加以研究，本文主要以清华劳工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为例阐示这一时段的特点。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至今是发展的第三个时段，探讨新劳工群体和形成研究的新视野构成此阶段的基本特点。三个时段的演进折射出中国劳工社会学的基本变化和内在逻辑。

关键词:劳工社会学;劳动过程理论;农民工;新劳工群体

中国当代劳工社会学的缘起和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为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此时中国社会学在重建后直面再形成过程中的劳工群体;第二个时段为21世纪前十年，此时基于劳工社会学理论的劳工研究成长起来;最后为第三个时段即晚近十年，劳工社会学的新领域和新视野得以进一步拓展。对这三个阶段的梳理构成本文的主题。有必要说明，本文划分这三个时段所依据的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此每个时段在时间线上的切分都并非那么细密严格，而毋宁说是用粗线条勾勒出来的大轮廓。本文对各时段研究成果的评述也并非完全按照时间排序，而是参考逻辑节奏归类。如此行文的目标旨在揭示这些时段的大致轮廓与劳工社会学的学理逻辑之两相契合，进而彰显后者的结构延展和内在张力。

一、第一个十年：

初识再形成的劳工群体

中国社会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的，其宏观背景有两点至为重要。一是改革开放将中国造就成“世界工厂”;二是由此引发的中国劳工群体的再形成。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转离农村和农业，流动到东部新兴工业区及大中城市务工为生，成为“农民工”。“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劳工”，其突破了传统体制下“工人范畴”的界定，与原有的国企“老工人”共同构成转型期的劳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之数量庞大自无须多言，其形成之初就为数众多，时至今日据官方统计已近三亿，表明当我国变成“世界工厂”之际，同时生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工群体(沈原，2006a)。

恢复重建之初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已从不同侧面涉及劳工群体，但直接面对劳工群体的重大课题，当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何建章先生主持的“中国当代阶级阶层分析”。此后，还有一些课题涉及劳工群体。马戎、王汉生、刘世定诸教授从事的“乡镇企业调查”课题关注“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农民工(马戎等，1994);对其时已成规模的农民工大流动已有较具影响的研究成果出现(孙立主编，1997);国企改革和国企工人开始进入社会学者的研究领域，李培林研究员等的相关著作或可称为中国社会学界最早系统研究国企工人的专著之一(李培林等，1992)。现在回头来看，这些研究皆应视为劳工社会学的前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社会学最先锻造出“农民工”这一概念并迅速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雨林先生的说法，由于这个新兴群体的身份是农民却从事工业生产活动，故应称之为“农民工”，借以表达其身份和职业两相矛盾的状况(参见《社会学通讯》，1984)。

如果说这一时段的劳工研究尚存不足的话，不能不说其最大局限就在于理论框架的误用，即把劳工群体和劳动问题置放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社会问题”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框架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借助关于劳工的理论透镜即“劳工社会学”加以分析。这当然不是说，就不可以透过主流社会学的各种理论框架来观察劳工群体了。社会学本来就是专门研究各色人群的学说，各种理论总会这样那样地触及劳工群体。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种做法必定带来研究偏差，从而使得观察劳工群体的那些最重要的视角如“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反抗”等，以及最重要的方法如“工厂民族志”等，全都遗漏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细究起来，这种误用在当时实为无奈之举。中国社会学在复建之初率先引入欧美社会学理论时，劳工社会学这一分支在西方学界业已位处边缘。由于全球化浪潮驱动大批工厂外迁，研究劳工，特别是研究蓝领劳工的理论在欧美社会学中日渐式微，尽失当年荣耀。此即社会学家贝弗利·席尔弗所谓“双重沉降”——劳工运动的沉降与劳工研究的沉降(参见席尔弗，2016)。纵使中国社会学面对劳工群体研究生发出巨大的理论需求，但初期的理论引入却专注主流学说而无暇顾及此。此时此地，中国社会学在下个时段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已呼之欲出:系统引入劳工社会学理论，将转型期的劳工研究置放于劳工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二、第二个十年:

基于劳工社会学理论开展劳工研究

在21世纪的头十年，社会学的一个显著动向就是启动劳工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并开展基于劳工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工作。限于个人的认知范围所及，笔者在此以清华团队为例展开叙述。笔者当年任教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自2000年复建伊始，即将劳工社会学确立为本系的学科方向之一。是时所进行的劳工社会学建设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方向是系统引介劳工社会学理论。这里所说的劳工社会学特指麦克·布洛维一系的劳工理论，其在美国社会学界曾是最有影响的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清华社会学系与布洛维教授先前的学生、现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静君教授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由她主持开设劳工社会学课程，并面向全国各大学社会学系的中青年学者定期举办劳工社会学工作坊。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劳工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板块如“劳动过程与工厂政体理论”“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劳工抗争和劳工运动理论”以及“全球化与劳工问题理论”等逐一得到系统介绍(李静君，2003，2006)。研读劳工社会学经典和讨论相关研究案例是这些课程和工作坊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步，课程中还特别引介和推广了劳工社会学最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工厂民族志”和“扩展个案法”即为其中两种。

与此并行不悖的另一个前进方向是在劳工社会学理论导引下开展面对中国劳工的田野研究。理论和方法并非“屠龙之术”，好看而不中用，而是带有明确的研究指向，具备实用价值。引入劳工社会学理论框架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借用这个理论框架更为深刻地观察和研究中国转型社会中再形成的劳工群体，特别是农民工。

回顾清华团队在这一时段劳工研究的特点，首先就是确立了以“劳动过程”作为全部研究据以旋转的核心，把观察、描述和理解工作现场的劳动过程作为各项研究的基本指向。在清华团队所涉及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大城市的建筑工、华北乡村地带箱包工业的“家户工”，还是地处珠三角等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始终都以“劳动过程”作为研究的基本着眼点。透过“劳动过程”的理论透镜，不仅可以把握具体工作实践如何影响劳工行为，而且得以深刻理解劳动过程对劳工认知的形塑(参见闻翔、周潇，2007)。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绝非将“劳动过程”理论当作剪裁现实生活的尺具。理论和方法指点研究的方向和重心，深入的田野调查才能提供有意义的发现。社会学的比较优势首先就在于田野调查。但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又并非与理论脱节。我们努力使田野发现与现有理论建立循环往复的对话关系，用大量经验细节浸润现有理论，从而丰富、推进乃至改造理论本身。总结起来，在我们的研究中，值得称道者计有以下六端。

01

劳工的社会品格

我们特别关注劳工的社会品格，在强调劳动过程主导作用的同时，还努力发掘各种社会因素对现实劳工的影响和塑造。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劳工研究基于经济范畴界定劳工，即主要把劳工看作生产关系中的被支配者、群体属性上的受剥削者以及劳动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主体。但是当我们沉浸在田野调查之中时，立即发现界定劳工范畴绝不能仅限于经济维度，而须看到其丰富的社会品格。实际上，布洛维以后的劳工社会学家已经发现其“阶级优先”的局限，尝试将性别、种族、公民权之类被经典作家在研究中舍象的社会品格返回到劳工本身(参见李静君，2008)。这一工作通常被称为“从抽象劳工上升到具体劳工”的过程。清华团队的研究首先就定位在沿着这一过程继续前进。童根兴对华北乡村“家户工”的研究，揭示出当流动农民工被吸纳到深嵌于地方村落的“家户工厂”后，这种乡土性工厂政体通过双重作用锻造出一种“非典型劳工”:一方面切断劳工与外部政治世界和社会安排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以浓厚的“拟似家庭关系”覆盖在生产关系之上，遮蔽了支配和剥削。由此造成这些“家户工”既不能变成公民，也不可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劳工群体成员，在他们身上映照着历史的影子，与华北乡村历史上农忙时节的打短工者倒有几分相似(童根兴，2005)。闻翔的研究着眼于中国特有的地域关系对劳工政治的影响。他在考察华北“家户工”的一次讨薪抗争中发现，虽说劳工的经济利益诉求是一致的，但不同省籍的农民工对是否参与讨薪，参与后又如何行动的想法却大为不同。他据此探讨了“籍贯”作为一个文化范畴所导致的“差异政治”(闻翔，2005)。可见，在界定劳工范畴和探讨劳动过程之际，只有将劳工身上所带有的各种社会规定和乡土特点纳入分析框架，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劳工及其行动逻辑。

02

“农民工生产体制”

“农民工生产政体”的概念脱胎于“工厂政体”，后者是劳工社会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其要求在考察工作场景时，需将劳动过程与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及国家干预等要素结合起来分析。这就引导研究者在进行劳动过程的考察时将眼光延展至车间之外的宏观结构，而从事宏观结构分析时又需深入考察其微观基础。“工厂政体”概念体现出劳工社会学追求的宏观与微观的统一，这种穿梭于两者之间的能力恰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具体体现。不过，构造“工厂政体”的四个要素都是变量而非常量。四个要素的变动与匹配导致不同样式的“工厂政体”。不同的“工厂政体”又产生出不同的运作逻辑和支配样式。马克思和布雷弗曼主要分析了“专制的工厂政体”，布洛维的分析重点则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霸权工厂政体”和“霸权-专制工厂政体”。

当我们钻研“工厂政体”时却发现，我国现存的“工厂政体”可谓五花八门，绝非“专制”和“霸权”的二分法可以涵盖。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一个“工厂政体的博物馆”从历史上最原始的工厂政体，到工业化早期的粗放型工厂，到后来日臻成熟的现代市场体制下的等级制厂商，再到近年来在西方方兴未艾的高科技产业的“扁平化”工作组织方式，在中国都可谓应有尽有，并行不悖地蓬勃发展，由此编织出一个条长长的光谱。例如，华北乡村箱包业的“工厂政体”属于所谓“家父长制政体”。这种工厂政体在珠三角等地乡村也普遍存在，堪称一种非常古老的“工厂政体”形态。它原本早已绝迹，在20世纪末的复苏和广泛分布体现出古老工厂政体在现代社会的“返祖现象”(陈秋虹，2011;廖炳光，2009)。

田野调查还提示我们，造就“工厂政体”的动力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仅限于制度力量。以对“霸权政体”的分析为例。布洛维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的“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力市场”两种制度作为生产“霸权政体”的基础。反观我们的某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企业，尽管这两种制度均付阙如，却也可查见“霸权政体”的踪影。对建筑工的研究便揭示出，管理方对劳工的支配往往是通过说服和诱导即“霸权”而非“专制”来实现的。当然，我国建筑企业中的“霸权”支配与布洛维当年的界定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区别。这个“霸权”是基于农民工带入企业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农民工从来都不是独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他们找工作时总是求亲靠友，广为连带，共同活动。所以在进入劳动过程时，这些关系也一并被带入企业之中。这些关系当然可能变成劳工组织起来、反抗控制所依赖的资源，但同时也可能变成资方用来治理劳工的手段。当这些关系被管理者应用于治理时便形成了工作现场中一种特殊的霸权体制，我们将之界定为“关系霸权”，以区别于布洛维笔下的“制度霸权”(沈原，2006a;周潇2007)。

在探讨形成不同“工厂政体”的非制度化力量时，除了“关系”之外，性别也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因素。性别范畴多年来在经典劳工社会学中是一个被忽略的角落，后来才得以进入劳工研究主流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何明洁的研究从此出发，通过对西南某市一个服务企业的长期田野调查，发现了基于对女工性别管理的独特工厂政体，即在同一体制内包含针对不同女工的“专制”和“霸权”的双重面向:对于年龄较大、从事粗工的“大姐”采用“专制”的管理手法，对于年轻貌美、从事引位等直接与顾客打交道的“小妹”则采用“霸权”的管理手法。这种复杂的“工厂政体”奠基于对大姐和小妹的“性别化年龄”的区分和利用之上(何明洁，2009)。

劳工的不同特征影响“工厂政体”的构造，而不同的工厂政体又构成锻造劳工的熔炉，在模塑劳工的认知和行为上作用匪浅。清华团队力求展示出转型期“工厂政体”的多样性和动力机制的复杂性，推进了工厂政体理论。后来，我们将林林总总、分布于光谱各端的这些“工厂政体”形态合称为“农民工生产体制”，将之界定为转型期特有的、基于对农民工的支配和使用的工厂政体形态。农民工频繁的抗争无不导源于与这个“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冲突(参见郭于华等，2011;沈原主编，2013)。

03

劳工意识与文化

劳工的主体性是劳工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而劳工主体性主要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主观世界，即群体意识和自我心态得到界定的。以往的劳工社会学多半断定，劳工的群体意识主要是在车间中塑造出来的。这在常规条件下无可非议。人人都知道马克思的名言:工人们在车间内的劳动过程中，“为了抵御吞噬他们的毒蛇”，不得不“将他们的头攒在一起”——由此产生群体团结和群体意识(马克思，1979)。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劳工意识的生产却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态，有时是强调生产过程的“马克思模式”起作用，有时是以商品化和市场化为中心的“波兰尼模式”起作用，有时则是两者交替起作用。就国企“老工人”而言，吴清军发现部分国企工人的群体意识并非在生产过程之内而是在其之外形成。他在对东北某国营拖拉机厂转制过程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这些国企劳工还具有正式工人身份，尚处于劳动过程之中时，他们头脑中产生的只是“单位意识”。在企业改制逼迫他们离开生产过程，转而在劳动力市场中挣扎沉浮之后，才会真正生发出属于劳工自己的群体意识萌芽(吴清军，2010)。在转型期，国企工人意识伴随着体制变迁而不停变化。这种变化往往落实和体现在劳工代际的心态变化上。夏雪对于某中部城市大型国营纺织工厂中两代工人不同意识和心态的比较研究，试图揭示国企工人的单位认同感和依赖感发生变化乃至消散的过程与机制(夏雪，2007)。郭于华等将东北地区若干大型国企工人的生命历程与社会保障制度变革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下岗工人的心态衍化(郭于华、常爱书，2005)。

中国的农民工，特别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意识形成和心理世界似乎更为复杂。其中的一个悖谬之处在于，发现这些起自田家的农民工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带有乡土特征或许并不困难，但要理解他们的主观世界也受到前体制遗产的某种束缚却并非易事。清华团队关于建筑工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对此有所揭示。当年建筑工被拖欠工资曾是普遍现象。那个时节每逢年末，大小城市都会出现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建筑工以各种方式讨要欠薪，其中不乏爬上高高的塔吊顶端表示以命相博的极端手段。讨薪显系由欠薪引起，为何建筑业中普遍存在“欠薪-讨薪”的恶性循环现象呢?大家都同意，直接根源在于建筑业所特有的年终结算方式。再深究下去，为何当时唯独在建筑业中普遍实行年终结算方式呢?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将之归咎于建筑业特殊的工作组织结构即“包工制”(潘毅等，2010)。另一种看法则提出应把思路倒转过来:资方希望通过拖欠工资等手段，尽可能地把控流动资金并将之投放到扩大再生产中，这是题中之义，并无新奇之处。问题并不在于资方意欲如何，而在于劳工为何接受?全世界的建筑业不是实行周薪制就是月薪制，为什么独独中国的建筑业农民工接受年终结算的支付方式?亓昕的田野调查提供了答案。她发现这一现象与再分配体制时期遗留至今的某些制度遗产及农民工对之的普遍认可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末期已有少量以农民为主的建筑队进入城市盖房建屋，在当时被泛称为“民工”，其收入结算都是按照农村年底分红方式进行的，这就在建筑业中形成了“路径依赖”的前端。所以当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高速度、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将大批农民工吸纳到建筑行业后，高度市场化运作的建筑业在分配方式上却沿袭了年底分红的结算方式。建筑业农民工在接受此种结算制度时内心并无抵触，并不认为这种拖延支付是一种变相剥削。亓昕敏锐地揭示了此种制度及农民工在心态上的认可，从劳工意识和文化心理方面对“欠薪”现象做出了解释(亓昕，2011)。这一研究的启发性在于:再分配体制的一些制度要素在市场化时期也可能被保留下来并继续发挥作用。用韦伯的语言来说，这就叫作制度的“有择亲和性”。

04

劳工组织和劳工抗争

劳工组织与劳工抗争是当代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历来劳工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清华团队在该领域开展了若干研究并得到了一些有趣发现。在劳工组织方面，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因为当时全国约40多个最有影响的劳工NGO多半在此活动。吕佳龄的研究从资金来源、管理模式、服务对象和维权方式四个方面入手对其进行了探讨，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博士论文(吕佳龄，2008)。研究发现“体制化”和“市场化”构成劳工NGO的二重压力，导致它们往往为获取资源或融入市场，或被体制吸纳。换言之，“社会本位”缺失是这些NGO的一个根本局限。当然，这些判断还是针对当时状况而发，时至今日，大部分劳工NGO都已归于沉寂，消逝在转型期的历史长河之中。

涉及农民工抗争研究，早期值得称道者有郑广怀对伤残农民工何以不能成功维权的研究。郑广怀分析了地方权力和资本如何共谋，通过“去合法性”等手段搭建“制度陷阱”，剥夺了伤残农民工的维权行动能力(郑广怀，2005)。后期清华团队重点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2010年可谓农民工抗争的一个转折点。“广州本田”和“深圳富士康”两厂爆发的劳工抗争分别呈现出两种形态。但无论表现形态如何，它们的出现都表征着新生代农民工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并开始以各种方式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对深圳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的田野调查揭示了其若干代际特征，表明就实质而言这些特征不仅由年龄界定，更是由社会、文化和政治界定的。与其前辈相比，“新生代”意味着这些农民工与农村、城市和国家等各方面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产生了一系列新特征，求职行为方面的“短工化”和“跳跃式换工”就是两个最重要的表现(参见沈原主编，2013)。

在企业劳资双方欠缺有效制度化沟通管道的条件下，农民工往往通过罢工来传达集体诉求。因此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大多都是行动在先，表现为“先罢工、后谈判”的格局。清华团队系统研究过2010年后珠三角地区制造、环卫等行业的工潮。对于制造业集体抗争行动中所展现的劳工团结文化，在劳工社会学领域曾经引发过争论。与“阶级团结”和“守法抗争”两种判断不同，汪建华强调劳工行动中“实用主义团结”的面向。大多数普通工人并不追求宏大的群体目标，亦无兴趣挑战抽象的支配格局，但却能通过灵活运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源，尽可能地拓展其行动的影响力(汪建华，2013)。

类似的行动逻辑也体现在珠三角地区的环卫工集体抗争浪潮中。众所周知，环卫工具有众多结构弱势:其工作由于技术专用性不强而易于替代，多为外省人而欠缺本地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撑，等等，由此决定了他们的议价能力确实不高。如果说农民工已是当代社会中的弱者，那么环卫工无疑是“弱者中的弱者”。但令人惊奇的是，广州环卫工的大规模抗争竟然获得成功。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毫无竞争力的群体抗争能够成功?调查发现:除各种结构条件外，他们主要赢在巧妙运用文化符号上。环卫工生产的“弱者符号”极其迅速地在社会上传播流转，将大部分市民动员起来，分层卷入，鼎力相助。环卫工抗争不仅依靠本群体的力量，而且通过运作象征符号，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才获得最后成功(窦学伟，2016;倘凌越，2016)。这种抗争的机制显然比经典意义上的劳工抗争更为复杂。

05

“生活的政治”

布洛维一系的劳工社会学强调“生产的政治”。“我们从生产始而以政治终”乃是布洛维的名言(Bura⁃woy,1985)。他提出的“生产的政治”概念意指政治和文化等范畴并非如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是在生产领域以外的高耸云霄上单独存在的，而是全都扎根在生产过程中，共时态存在并发挥作用。这里透显出的就是所谓“生产中心性”的观点:生产领域是一切政治文化的根基并将后者包容在自身之内。但田野调查日益提示我们:仅仅恪守“生产中心性”尚不足够，而须放宽眼界，感前人所未感，发前人所未发。当我们把主要研究对象界定为农民工时，其作为“移民工人”的种种特性立即映入我们的眼界。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入工厂，他们不仅在工厂里从事劳动生产，而且在厂区宿舍或者城市角落(多半是城中村)中生活，完成再生产过程。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领域对于形成群体意识、凝练行动策略和锻造自主组织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的农民工要比布洛维笔下的劳工更为复杂。布洛维在芝加哥农机工厂的车间中与劳工共同劳动，透过参与观察获得关于劳工行动的深切认知(布洛维，2008)。但是当他走出工厂大门时，劳工就从他的眼界中消失了。车间以外的私人生活不是他的研究重点。我们的研究则不同。当农民工走出工厂大门时，落入我们眼界的是车间以外的另一个行动空间，一个使得农民工的行动和意识通过再生产过程得以锻造成形的领域。农民工，特别是那些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下班后一起做饭、共同K歌、逛街会友......这些日常生活行为变成他们沟通信息、形成组织、塑造意识的重要领域，因此生活中也充盈着政治和意识形态。例如，2010年“广州本田”工人的抗争行动，首先就是在日常生活领域而不是在车间中，通过QQ和MSN的聊天来酝酿、组织和发动的。汪建华等的研究系统探讨了日常生活领域对农民工的影响并提出“生活的政治”的概念(汪建华、孟泉，2013)。“生产的政治”和“生活的政治”并重且相互连通的观点为农民工研究开辟了新空间。

06

“公共的劳工社会学”

劳工社会学本身具有公共性，它本不应拘泥于大学的象牙塔中(布洛维，2007)。在劳工社会学中，我们追求的至高境界乃是所生产的知识不仅能作为学理成果进入学术殿堂，而且还可与劳工群体直接对话，作为解放的工具为其所用。

在劳工社会学知识与劳工群体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是“社会学干预”——这个来自图海纳的术语经过改造而被拆分为“强干预”与“弱干预”两个维度(沈原，2006b)。“强干预”是指劳工社会学家直接进入劳工群体，与之共同开展实践活动，“弱干预”是指将劳工社会学的相关知识输入劳工群体，以便对其认知能力提升和行动能力增强有所助益。无论“强干预”还是“弱干预”，都是实践劳工社会学公共性的手段。清华团队为打造“公共的劳工社会学”进行了多年尝试。

“BG农民工夜校”、“NGO影视培训班”分别采用了“强干预”“弱干预”方法。前者是面对深陷于家户工厂中的农民工寻找助其冲破思想牢笼、发育群体意识的可能途径。那时我们认为，法律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于是在地处华北乡村的BG箱包工业区搭建“农民工夜校”，开展针对农民工的法制教育。由清华社会学系和法学院师生组成的干预团队在长达两年时间里，于每周末前往该地，对选拔出来的部分农民工开展夜校课程教育。课程教育的核心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内容，辅之以简易英语和实用计算机教程。这种课程设计颇类似于一块三明治，法律课程被两块闪烁科学理性和文化光辉的辅助课程包裹于其中，极大地降低了“敏感性”。为了使枯燥的法律术语不至于成为农民工学习和理解的障碍——他们的文化水平通常只在初中及以下，我们还邀请美术学院的学生将涉及“合同”“工资”“工伤”和“休息权利”的内容绘成当时盛行的“几米漫画”图册，发给工人作为教材。由于办学时间较短以及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任何精确测度夜校后果的企图都归于落空。但毕竟有两点是可以推测的。首先，参与夜校学习的农民工来年可能携带课本图册和习得知识前往大江南北的各个务工地点工作和生活，如是则将使相关知识得到某种传播;其次，对于参加项目的清华学生本身产生影响，这一点业已在日后的工作中得到证实(胡丽娜，2007)。

“影视培训班”项目旨在帮助劳工NGO的工作者提升认知水平和组织能力。我们发现，NGO工作者普遍存在如下两个局限:一是对劳工理解不够深刻，往往将为劳工提供帮助和服务混同于普通的社会慈善事业;二是彼此之间绝少交流，更谈不上联合行动。如何克服这两个局限?考虑到这些NGO工作者在赋能方面已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农民工夜校”那种书本教育方式显然不易为其接受，于是我们尝试了新的干预方法。我们举办了两期“影视培训班”，向四十个参与者发放手持摄录像机，聘请专业影视导演讲解采编技能，然后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工作现场，对日常工作场景和流程加以摄录编制后返回，在课堂上放映给所有参与人员观看并作讲解:对自己为何如此设计项目及工作成效做出说明。如是将他们的日常工作透过影视形象外化出来，使其直接观看对象化的自我行动并加以反思。这种干预手法虽说成本高昂，但远比书本教育见效迅速，经过点评和讨论，他们一般都能很快认识到自己行动策略的利弊得失。此外，这种方式还特别有利于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

培训班最后意欲达成的目标在于，促使这些工作者们认识到:农民工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弱者。今天，我们当然不再像经典作家那样，将劳工群体抬升为这个世界之最终的救赎力量，但是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劳工群体必将成为能动地介入历史进程并自觉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因此，对他们的组织和帮助必须建立在深刻体悟其历史使命的基础上，而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如一般慈善事业那样免费散发福利。王篪的论文记载和研究了这一项目的设计、实施和后果(王篪，2009)。此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还广泛参与地方工会改革、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重大劳工发展议题中，在实践中书写着“公共的劳工社会学”。

由上可见，相比于头十年，第二个十年的劳工研究已形成鲜明特色:劳工社会学的理论框架铸造成型，为社会学研究劳工提供了基本指引;在丰富的田野调查中运用多种方法，推动劳工社会学迅速成长为一个蕴含巨大学术活力的社会学分支。

当然，清华团队囿于一个复建不久的小系，资源和能力都颇为有限。实际上，这个时段的劳工社会学可说是一点发动，四面开花，学界同人所做大量的创造性研究加快了劳工社会学的发展步伐。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蔡禾教授等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之长期、系统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和深度田野研究，特别是对农民工抗争从“底线型”向“增长型”转变的探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辉临等教授对建筑业农民工的研究和“富士康农民工大调查”，佟新教授等对服务业员工的研究、对劳动与性别议题的探讨等;华南理工大学黄岩教授对“工厂外的赶工游戏”的发现和描述，以及南开大学王星教授关于师徒关系、技能培训与劳工政治的研究(参见蔡禾，2010;潘毅等，2010，2012;潘毅等编著，2012;佟新，2009，2012;黄岩，2012;王星，2009)，就是几个尤为突出的案例。众多其他兄弟院校的社会学同仁也都做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工作，不再赘述。

清华团队的成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劳工社会学的发展，其状有如上述。我们从不讳言，我们的劳工社会学起步于布洛维一系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也不想掩饰，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无不铭刻着“生产中心”和“工厂政体”等范畴的鲜明烙印。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有一点:我们并未在此裹足不前。

三、第三个十年:

劳工社会学的新领域与新视野

劳工社会学在第三个十年里明显进入了新阶段。新阶段意味着劳工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主要表现如二:一是研究新群体，二是形成新视野。

先说第一个方面，对新劳工群体的研究。研究不同的劳工群体始终是劳工社会学的主战场。近十几年来公路货运业高速发展造就的卡车司机群体，以及随平台经济成长而造就的送餐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成为劳工社会学关注的新焦点。

据中国道路运输协会提供的数据，当下公路货运业约有1500万辆货运卡车、3000万卡车司机(中国道路运输协会，2016)。一个包含了3000万之众的庞大劳工群体突然崛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得来自清华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劳工社会学研究人员得以结队成伍，着手对这个劳工群体进行系统研究。卡车司机工作的固有特征使得我们不可能采取通常的“工厂民族志”方法，仅选取一两个工作现场进行参与观察。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借助一个卡车司机社会组织“传化·安心驿站”建立的网络渠道接触卡车司机，针对不同题目进行多次调查。在采集大量经验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我们概括出卡车司机劳动过程的五大特征:卡车司机多采用“自雇体制”，具有小私有者和劳动者的二重属性;高流动和原子化的劳动过程内含体力、脑力和情感等多种劳动形态;常年以车为家造成生产和再生产融为一体;以男性为主的职业岗位弥漫着浓厚的男性气质并规约了劳动过程;高度依赖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使其组织连带具有“虚拟团结”特征。对“职业性别少数”即女司机和卡嫂的研究揭示出性别在公路货运业劳工政治中的意义。我们还研究了公路货运业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及与卡车司机劳动过程关系密切的两个职业群体即物流商与装卸工，从而将卡车司机放置到其赖以生存的整体社会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这个研究已延续了三年，研究结果采用“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出版，现已刊行三册。之所以采用“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主要是针对当下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极端而发:一个极端可称为“过度理论化”，即在经验素材不足的情况下操切地进行概念化，另一个极端则可称为“低度理论化”，即满足于堆砌经验材料“说点情况”而欠缺理论概括。我们试图最大限度地容纳和体现调查所得的鲜活素材，并以此支撑适度的理论化，从而将经验和概念杂糅为一个整体。希望此种有理论支撑点的调查报告能够成为学术著述的一种新文体(传化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2018a,2018b,2019)。2020年春，新冠疫情的突袭打断了整个社会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我们所做“疫情下的卡车司机”和“卡车司机复工情况”两个调查报告及时反映了卡车司机群体在此期间的抗疫、生产和日常活动轨迹(传化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2020a，2020b)。

互联网向物流业、服务业的介入创造了新经济的运作形态，“平台经济”是为其一。“平台经济”塑造出独特的劳工群体，如被称为“外卖骑手”的送餐员和被称为“快递小哥”的快递员。据统计这两类新劳工群体在全国的规模各有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服务于城乡居民，但人们对其却知之甚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陈龙通过长达六个月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细致地刻画了北京的“外卖骑手”的日常劳动过程(陈龙，2018)。对外经贸大学的廉思团队运用多种方法，描述了“快递小哥”的工作(廉思主编，2019)。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团队系统调研了身处武汉的送餐员和快递员的劳动过程与日常生活，他们在此基础上锻造的“下载劳动”概念试图概括“平台经济”的劳动特点(郑广怀等，2020)。陈龙和郑广怀团队还努力剖析“平台经济”的治理逻辑:即时数据的采集和使用使得对劳工的监控更为便捷和严密，而其“大数据”的“科学色彩”又将此种监控深深地掩饰起来，劳工在平台驱迫下长时间工作，却找不到真正的管理者，支配和剥削都被隐匿在互联网和大数据背后。“平台经济”折射出祖巴夫所谓“监控资本主义”的典型特点(Zuboff，2015)。与他们的研究类似，吴清军借助参与观察法开展的网约车司机的研究，也同样揭示出平台经济模糊了现实的劳动关系、强化了系统性的监控(吴清军，2018)。

对城市加油工的研究是此类研究的另一个案例。加油站和加油工在城市中固已存在久矣，其本身当然算不得新颖，只是对劳工社会学来说，他们是新近进入研究视界的一个群体。清华团队的两位硕士生宫宝涵和宋琦，从北京市1441个加油站中抽取385个进行调查，刻画出加油站独特的工厂政体和加油工“嵌套劳动”的基本特征:将为车辆加注油品和向司机推销商品这两种不同的工作“嵌套”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劳工每日在加油机前成百上千地“提枪挂枪”工作和口干舌燥地进行推销，却时而遭受顾客的辱骂和欺凌，常常唾面自干。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依然是外来农民工，经年累月地在加油站中工作和生活，被牢牢地锁闭在这些“城市孤岛”之中(宫宝涵、宋琦，2020)。

劳工社会学固有的学术传统基本上是聚焦于蓝领劳工。不过，随着“劳动”范畴进一步展宽为广义的“工作”范畴，蓝领以外各色人群及其工作也渐被纳入劳工社会学的视野。近年来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个方面是“数码劳工”的研究。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教授率先探讨“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以来(邱林川，2013)，计算机和互联网业界的“小白领”即程序员之类的工作群体开始进入劳工社会学的眼界。自此以后，劳工社会学的研究触角越来越多地伸向互联网企业中的“知识劳工”与劳动组织(参见梁萌，2019，侯慧、何雪松，2020)。另一个方面是对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工作的研究(参见徐林枫、张恒宇，2019)，此类研究的数量与日俱增，有理由期望将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品问世。

如前所述，最近十年里对各种新劳工群体的研究层出不穷，蓝领劳工以外白领群体的工作亦渐被划入劳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过，研究领域的拓宽仅仅是劳工社会学晚近发展的一个方面。必须阐示的另一个方面是出现了若干新视野。笔者粗略地将之归结为如下七点。

01

展望宏观:

走向区域比较制度分析

清华团队在劳工社会学领域的贡献，可说主要是扭转了初期误用理论框架的局面，将劳工研究拉回到劳工社会学的学科之内，借用关于劳工的社会学理论透镜加以观照。但我们并非对经典的劳工社会学理论顶礼膜拜，不易一词，原封不动地简单套用，而是努力在诸多理论节点上结合中国实际，深化理论框架，将之向前推进。实际上，早在第三个十年之初我们就已经提出，必须将劳工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紧密联系起来，“从工厂透视社会”是劳工社会学向外扩展的一个基本维度(孙立平，1995,2005;沈原、闻翔，2012)，这就为劳工社会学理论框架的推进奠立了基本方向。

理论框架的推进有多重体现，其中“区域性比较制度分析”框架意涵深远。汪建华首倡这一框架并沿此方向前行最远。他提出当前劳工社会学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因过分集中于珠三角经验而对其他区域顾及不多，故各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差异化发展对劳工的不同影响未能得到充分呈现;二是因集中于对微观工厂政体和劳动过程的分析而对地方政府的角色重视不够，故国家与劳工的关系研究有待进一步深探。他认为需要在大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的框架内探讨劳工问题，尤其要把握地方政府管理劳工方面的不同策略和作用。例如珠三角地区在发展初期主要由掌握土地使用权的村集体作为引领力量，大量吸收“三来一补”企业，导致工厂专制政体盛行，劳资冲突激烈。长三角地区则是由市县乡镇各级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强政府”吸引“大资本”，落地厂商的利润空间远高于珠三角地区，由此形成的工厂政体也大为不同，其所孕育的劳工政治当然也与珠三角地区差异甚大。不难看出，布洛维一系劳工社会学的“工厂政体”理论虽说已经格外关注国家的作用，但其重心却主要置放于高低两端，高端是宏观国家，其与市场和社会并列，设计和提供各种宏观的公共政策;低端是内化于企业和行业中的微观国家，其具体而微地协调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至多也只涉足行业之间的关系。他们并没有特别关注“中观国家”即作为地方政府的国家力量，因为那不是西方所面临的问题。汪建华在这两端之间插入作为地方政府的国家力量，由此带来了分析“国家干预”的新视野，使工厂政体理论进一步调适于中国情境(汪建华，2017;汪建华等，2018)。

02

深入微观:

尝试更加细腻的情感劳动分析

自霍克希尔德以来，“情感劳动”业已成为分析服务业劳动特殊性的基本概念工具(霍克希尔德，1992)。后来，“情感劳动”又进一步细化为“美学劳动”、“情绪劳动”等，分门别类地探讨服务业不同层面的劳动过程。“情感劳动”在我国的劳工社会学中也得到广泛使用。早期较具古典样式的分析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丹等对家政工劳动的分析(马丹，2012)，晚近比较新颖样式的分析则有上海大学贾文娟等对文化娱乐业生产者“愉悦”感的分析(贾文娟、钟恺鸥，2018)。我们在研究卡车司机的劳动时也发现其劳动同样包括情感劳动并可区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面对他人的“情感劳动”，当卡车司机与交警、货代、装卸工等打交道时需要大量使用此种情感劳动。这也基本是在霍克希尔德的本意上使用情感劳动的概念。另一个是面对自己内心的“情绪劳动”，这是卡车司机一种内在的自我心理体验，贯穿于其驾驶劳动的始终(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2018)。王凡的研究沿着“情绪劳动”方向继续推进。他提出劳动过程从来不是一个绝对连续性的进程，而是经常被打断，表现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在非连续性中常会出现一种所谓“等待”的状态。“等待”是连续性的中断，但又不同于“休息”，它使得劳工无需劳力却需劳神，在内心中产生焦虑、急躁、不安、紧张等心理体验，并且导致特殊的心态和社会后果(王凡，2018)。更加细腻的情感劳动分析为劳工社会学打开了一扇大门，使得我们可以更加仔细地观察和分析劳工在劳动过程内外的心境，由此构成界定劳工主体性的新维度。现在这个领域已日益引起关注。

03

注重关系:

走向劳工研究的“两点论”立场

若论及劳工社会学的经典研究，其不言而喻的基本立场乃是“劳工本位”:执着于对劳工本身的研究，故而体现出“一点论”特点。这种研究立场有利于深入探究和思考劳工的本身特征，但同时却往往导致对劳动过程的另外一方即资本和管理者的重视不足。特别是当研究劳工行动之际，倘若不对资方和管理者的行动做出全面深入的研究，从互动和关系中理解劳工行动，那就无法全面理解劳工的认知能力和行动策略。因此，“阶级斗争是个双面体”(参见Fantasia,198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劳工社会学的这一局限，并试图通过与劳动关系学搭界，引入其关于劳资双方互动的眼光以充实自己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和劳动关系学院闻效仪教授等有关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工会改革、集体协商等方面的研究颇有启示意义(参见常凯，2013;闻效仪，2014;2017)。

04

转向技术:

探讨新科技因素介入生产领域

对劳工的影响

如前所述，平台经济和数码治理所创造的新劳工群体和对他们的支配是为一例。在当前的社会框架下运作平台经济不仅未能充分实现其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超大潜能，反而暴露出其隐匿劳动关系、加剧劳动控制的面向。人工智能技术介入生产领域对劳工的影响则为另外一例。中山大学的许怡教授等关于机器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运用及其对劳工的影响进行了有创见的探索，颇发人深省(参见许怡、许辉，2019)，而无人驾驶技术对于卡车司机的职业前途的影响也构成我们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

05

放眼国际:

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海外劳工

及其工作与组织

劳工社会学多年来关注的不外乎外国资本走入国门和国内劳工的状况，却很少将注意力放在中国资本走出国门和海外中国劳工的工作与生活。最近这一状况开始得到改观。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在这个领域内进行研究(参见刘兴花、王勇，2019)，从而丰富了劳工研究的全球化眼界。

06

发掘历史:

理解和借鉴民国社会学传统

布洛维一系的劳工社会学，其根基当然深埋于西方学术传统之中，与中国的学术统绪并无关联，从此起步的研究似难免沾染所谓“言必称希腊罗马”之嫌。为矫正偏颇，必须发掘本土资源。在劳工社会学建设之初，我们对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未加留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时至今日，当我们平心静气地研读本土社会学经典之际，当会发现诸多民国社会学家面对“乡土社会遭遇机器时代”的诸般困扰，他们也在孜孜不倦于早期工业化引发的“农民变工人”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可说与当代关怀并无二致。但老社会学家如陈达、史国衡诸先生是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触及劳工问题的。他们的研究似更强调乡土因素在机器时代的作用和影响。史国衡先生对近代企业中“契洽关系”的探讨即为一例(史国衡，1946)。这类视角对于今日探讨农民工问题颇有裨益。今日的劳工社会学已在着手发掘民国社会学传统，并且尽可能地将之融入当下的理论框架之中。闻翔最近的研究体现出这一努力方向(闻翔，2018)。

07

心态开放:

与国外新理论开展建设性对话

中国的劳工社会学终归要走上自己的道路，在本土研究中做出独特贡献。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是，这个大方向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将自己的头脑禁锢起来，滋养排外灭洋的“学术义和团”心态，而是要努力推动学科进一步开放，对西方流行的重要劳工理论不仅要理解、要引进，更要开展建设性对话。当前最有影响的西方劳工理论当属所谓不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和不稳定劳工(precariat)的理论(参见姚建华、苏熠慧编，2019)。斯坦丁提出的这一理论试图概括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时代劳工群体的现状。他看到西方世界的劳工群体不断遭受剥夺、高度不满而又逐渐丧失抗争能力的现实，称之为“不稳定阶级”和“新危险阶级”。这个理论问世后立即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论，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对话。倘若将该理论当作一个参照系来看待中国的农民工，那就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的农民工确实具有很多可称为“不稳定”的特征，与西方劳工眼下的困境颇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和西方的劳工各自经历的道路又可说是恰恰相反。在西方，劳工群体经过两百年斗争所获得的各种福利制度和权利架构，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几被剥夺殆尽，他们感受到的痛苦不可名状，这些痛苦或许正折射在“不稳定劳工”理论之中。与之相比，中国的农民工自起家之初就鲜有福利待遇，城乡分割体制及户籍制度从一开始就将农民工界定在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地位。反倒是最近二十年来，国家通过颁布《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尝试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实行社会保险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向他们逐步赋权和提供保障，为使其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劳工群体奠定了制度基础。

以上从两个方面汇报了笔者对于最近十年劳工社会学进展的一些看法。对若干新劳工群体开展研究是为第一个方面;在研究中展示出新思路的七个维度是为第二个方面。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反映了劳工社会学在最近十年中的新趋势，并且预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文希望能够大体描述中国劳工社会学的“前世今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很大一部分叙说都是以清华团队的劳工研究为案例而展开的。这是笔者眼界所限的结果，但也有其客观的历史依托:正是从清华社会学复建伊始，开始引入劳工社会学理论并加以发扬光大，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将清华的劳工社会学比喻为一块小小的界碑，表征着当代中国劳工社会学由此起步，扬帆远航。时至今日，虽说劳工社会学在清华园内已成明日黄花，但其思想种子早已飘落于清华园外，扎根在大江南北的社会学沃土中茁壮成长，日渐丰硕的劳工社会学研究成果将是对这块界碑的最好纪念。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